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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學八十年代先鋒詩歌精神與民刊回眸
          來源:《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 | 時間:2022年05月11日

          文/向以鮮

          民國二十年(1931年)12月2日,早年在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學習電機工程的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就職演說中,梅校長向清華學子和世人宣稱:“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献诱f:‘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1]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蔽姨みM四川大學校園的那一刻,印證了梅校長的卓絕論斷。

          1986年7月,我從天津南開大學研究生畢業,來到座落于錦江之畔的四川大學。寧靜之中略顯陳舊的校園陽光燦爛,書聲朗朗,隱隱然有大家氣象。那個時候,歷史系的徐中舒先生、繆鉞先生,中文系的楊明照先生,法律系的伍柳村先生,數學系的柯召先生都還健在。印象深刻者,是來自南方石刻藝術重鎮重慶大足的楊明照先生,其時先生還是我所在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譽所長,也算是我的老領導。楊先生貢獻給四川大學及世間的,不僅僅是一部窮盡畢生心血而著成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及《補正》,[2]還有兩道獨特的風景:白若霜雪的飄飄美髯和一雙手工打制的單耳子草鞋。

          民國知識分子中,擁有美髯的人不在少數,我的導師王達津先生的先生聞一多就是著名的美髯公。四川大學老學者中美髯者亦不止楊先生一人,比如年長楊先生十五歲、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后期即含冤辭世的蒙文通先生,也蓄有一副飛揚的美髯。但是像楊明照先生這樣,不僅很美髯,整個夏天都穿著一雙麻繩草鞋出入于高等學府者,就我有限的見聞而言,確實是一道十分罕見的風景。一所大學,能有楊先生這樣的“好教授”或“大師”出沒其間,即使沒有林立的“大樓”,也一定是一所令人景仰的好大學。

          由楊先生身上所傳達出來的這種淵博而不失生活氣息的川大氣質,一種難以言傳令人著迷的氣質,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源遠流長的文脈。如果從漢代化蜀的文翁說起,可能說得遠了些,至少可以上溯至清代的尊經書院。尊經書院創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其靈魂人物正是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代表人物四川學政張之洞。[3]這種立足于本土文明又兼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對四川大學的成長和氣質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力。百多年前,法國作家左拉(émile Zola)在討論馬奈(Edouard Manet)作品時,曾使用過témperament一詞,其中文含義相當于“氣質”。氣質與人的個性、修養、風度、稟賦及靈動的思想緊密相關,同時也與涵養其人的整體文明本質互為表里。宋人張載認為:“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圣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里!盵4]一個人、一個民族或一種文明,只有通過不斷向傳統學習、不斷向傳統吸取力量,才能造就自身博大又通透的氣質,氣質是一種獨特的精神性存在。

          悠久的,醇厚的人文氣質僅僅是四川大學的一面。四川大學之所以是四川大學,還有另一面。就在這座百年學府,彌漫著深厚而精粹的人文氣息的校園中,還潛藏著,不,一直勃發著一種珍貴的先鋒詩歌精神——和悠久的四川大學人文精神一起,成為四川大學翱翔于世間的精神雙翼。這種磅礴的先鋒詩歌精神,是四川大學對現代詩歌一份了不起的饋贈。同時,也是現代漢語詩歌對四川大學一份偉大的反哺。

          古老和現代性或先鋒精神,從來就不是一對矛盾體,而是相輔相成的。如果只有古老的傳統而沒有前衛的、時代的先鋒精神,這樣的傳統可能會因喪失新鮮血液而逐漸失去生機,變得蒼老甚至腐朽;同時,沒有傳統作為支撐的所謂現代先鋒精神,亦終將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同樣無法獲得發展壯大的生命養分。法國哲學家?拢∕ichel Foucault)在《什么是啟蒙》一文中談論現代性時再次提及“氣質”:“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不能把現代性更多的看作是一種態度,而不是一段歷史時期。所謂‘態度’,我指的是一種與現時性發生關聯的模式,一種由某些人作出的自愿選擇,總之,是一種思考、感覺乃至行為舉止的方式,它處處體現出某種歸屬關系,并將自身表現為一項任務。無疑,它有點象是希臘人所說的精神氣質(ethos)。因此我認為,對我們來說,更有啟示意義的不是致力于將‘現代‘與’前現代’或‘后現代’區分開來,而是努力探明現代性的態度如何自其形成伊始就處于與各種‘反現代性’態度的爭戰之中!盵5]通常人們認為最早提出“現代性”一語的法國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本人就認為:在每一個古代畫家身上,都能體現出一種現代性。因此,廣義地說,任何時代的詩歌與藝術,都有其現代性和先鋒精神的一面。對于《詩經》傳統來說,屈原的作品是極具有現代性的;對于南朝宮體詩來說,張若虛就是現代的,是一個徹底的叛逆者;同樣,陳子昂絕對是初唐時代的現代先鋒詩人!緣于此,我才在《感遇陳子昂》中,將《修竹》獻給這位卓越的唐代先鋒詩人:

          “黎明,收到東方 / 寄來的一枝修竹/ 我把它插進巖石里/ 剪掉一切與竹無關的/ 詞語,冰雪和裝飾/ 剩下蒼茫,浸出碧血千滴/ 輕叩龍淵,剖開/ 水銀瀉地的疆場 / 傍晚,我聽到琳瑯之聲/ 那是煉金士的密吟 / 還是拔節生長的漢魏風骨 / 在石頭中轟鳴”。[6]

          四川大學的先鋒詩歌精神,一定與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等蜀中作家詩人有著深切的關聯。開創和包容,是四川大學先鋒詩歌精神的核心。其更為直接的淵源,則與百年前的郭沫若以及生物學家兼詩人周太玄(無)相激蕩。宣統二年(1910年)春天,郭沫若進入四川大學的前身四川高等學堂就讀,兩年后(1912年)考入四川高等學堂理科。郭沫若是第一位四川大學現代著名詩人,盡管他的早期代表作《女神》中的作品主要完成于此后留日期間(1919年到1921年),如果沒有“海納百川”的四川大學的哺育以及瑰奇壯麗的古蜀文明的滋養,我們就可能看不見光芒四射的中國現代詩歌“女神”。四川新都人周太玄原名周焯,又名周無,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之一。周太玄比郭沫若小三歲,于宣統元年(1909年)進入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留法歸來(蒙彼利埃大學獲教育碩士學位,巴黎大學研究院獲理學博士學位),于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聘為四川大學理學院長兼生物系主任。1951至1955年擔任四川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校長)。周太玄是第二位四川大學現代著名詩人,其廣為人知的現代漢語詩歌,是他在民國八年(1919年)寫于赴法途中的《過印度洋》——那是一首現代漢語詩歌的杰作,詩人雖然尚未完全擺脫古典詩歌的羈絆,已竭盡所能地綻放出現代漢語的自由光輝,將漢語的孤寂與遼闊之境推向極致。

          在周太玄之前,能將漢語的孤寂之美寫到如此境界的詩人少之又少,我能想到的可能只有杜甫。永泰元年( 765年)初夏,不到四十歲的劍南節度使嚴武病卒于成都。杜甫告別老友嚴武之后,黯然離開成都放船東下。在星月輝映的江河之上,杜甫突然沒有了方向感,就像法國詩人蘭波(Arthur Rimbaud)在其天才之作《醉舟》中所說:

          “當我順著無情河水只有流淌,我感到纖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

          在遼闊的天地之間和無邊的黑夜里,杜甫和家人呆在一起,像極了一只無依無靠,隨風飄蕩的沙鷗: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保ā堵靡箷鴳选罚

          兩首詩的心境完全不同:周太玄那時才二十多歲,正漂洋出海,對未來充滿了想往和期待;杜甫已經是五十多歲的垂暮之人,未來雖然還沒有來,但已經沒有多少未來可來。盡管如此,杜甫的詩境極其蒼涼、寥廓而又孤獨無助,震撼人心。我想,周太玄一定是熟知杜甫詩歌的,他在蒼茫而陌生的印度洋上寫作詩歌時,看見的是印度洋上的“海鷗”,思緒中一定閃現過來自“故鄉”杜甫的這只“天地”間的“沙鷗”。

          兩位蜀國詩人開一代風氣之先的詩歌精神火種,越過半個世紀的風煙,依然沒有熄滅,依然如同四川大學前輩詩人郭沫若所謳歌的浴火鳳凰一樣,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四川大學校園獲得重生,并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先鋒圖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后期,乃是四川大學賡續百年前川大先鋒詩歌精神的黃金時代。毫無疑問,八十年代的四川大學,作為中國詩歌的南方橋頭堡,在全國現代詩歌陣地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百年來,成都雖地處內陸深處,卻在政治和文學尤其詩歌革命——兩根最為敏感的時代神經——方面常常得風氣之先。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代年前期,四川大學誕生過兩本重要的民刊:《錦江》和《第三代人》。后者的貢獻主要在于明確的詩歌史學意識(代際劃分),并和后來聲名顯赫各種開宗立派的“第三代”概念融合在一起,對中國當代詩歌的史學描述做出了前瞻性貢獻。在文學覺醒意識方面,四川大學的校園文學民刊《錦江》可能更值得注意。這本代表著川大人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刊物,其誕生的時間要比《第三代人》早好幾年(創刊于1979年6月)。

          《錦江》不是純詩歌刊物(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文學評論四個方面),其廣為世人所知的也不是詩歌而是小說,這種情形在中國民刊中可算是一個孤例!跺\江》當時有火?謝謙回憶說:第一期印刷時,印刷廠聽說這是學生刊物,宣布刊物先印,賣了以后再給錢。出刊后,大伙分組推車去九眼橋,鹽市口,春熙路等地試賣,路人一擁而上,竟然很快被搶購而空。有了第一期的基礎,第二、三期更加“暢銷”。三輪車直接拉到春熙路,買書的人近于哄搶,如林的手,都舉著錢,附近高校的學生紛紛聞訊趕來,圍了里三層外三層。在川大校園內、校門口,錦江賓館附近等發行點,《錦江》也同樣被哄搶一空,場面甚為火爆。[7]

          這應該算是四川大學歷史上最迷人最熱烈的風景吧:青春、熱血、理想、詩歌、漢語、先鋒、無所畏懼!可惜,只是曇花一現的光景!跺\江》的詩歌及文學兄弟姐妹們,后來各自分散,最有才氣的女作家龔巧明,也于1985年9月26日,在去邊防哨卡采訪歸途中的工布江達車禍罹難。如果她還活著,我相信一定是中國當代最卓越的女姓小說家。

          《紅旗》雖然不屬于完全的校園民刊,卻和四川大學有著深刻的關聯。在我到達四川大學的次年,也就是在1987的冬天,一個黃昏,時在鐵路局上班的詩人孫文波推著一輛破舊的二八自行車,和漆維(付維)、三郎(潘家柱)一同來到我在川大向陽村四舍的教師集體宿舍樓下。就在那個夜晚,我們四個人被漫卷的紅旗,詩歌的紅旗召喚著指引著,一群年輕的生命,一群詩歌的弄潮兒,在西風蕭瑟中,和紅旗一起熱血沸騰。詩人柏樺回憶說:“情感生活的體驗在進行、在結晶并出自抒情詩這一古老傳統。在這個抒情的傳統上,‘紅旗’詩人留下二十世紀八○年代中葉一代中國詩人在西南邊陲所走過的心路歷程和美之歷險。他們從自身的疾病出發激昂地表現了一個時代的痛苦、焦慮、憤怒和悲哀,他們面對生活的真相首先從自身撕下一道慘烈傷口,他們的詩之利劍正對準自己的心猛刺。一年之后,熄滅了青春的烈焰,‘紅旗’的任務業已完成!盵8]

          《紅旗》一共只出了四期,創刊號刊名“紅旗”二字,是我在成都寒冷的冬夜,親自用鋼板上的臘紙刻出來的,字體類似于現代的黑體:黑色的墨跡與紅色的意象,形成強烈反差。封面的中下部,則用鏤空黑體字刻上“中國四川”四個字?锶∶凹t旗”,來自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

          “風云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梁再現。 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創刊號上有段“導言”,算是我們的詩歌宣言。印象中應該是時為川大中文系文藝批評研究生的潘家柱(三郎)執的筆:

          中國現代詩正處于危機的陰影中,我們作為中國當代詩人并無資格評判各種流派的優劣。我們只是要在出路的尋覓中努力提供一種本質的東西。

          我們堅信,詩必須打動人,必須以突如其來的方式切入生活與意識的濁流。詩歌形式的里程是要被超越的,一個真正奠定了新方法、新形式的詩人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對任何套路的輕蔑,他所提煉的是自己的年華、血肉、青春和激情,并像王子一樣地揮邁。他不遵循,不模仿什么風范,最后他自己成為特立的風范。

          因此,我們不諱言,詩不是一種方法。詩的命定的抒情品格乃是詩作為生命的內規定的呈現。我們同意說,技巧是對詩人真誠的考驗。也意味著,照我們的理解,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漢語詩歌乃是東方文明注入我血脈中的命定浪潮與當代生活撞擊的苦難結果。詩的最新形式必是生命巖流的最新軌跡。中國現代詩必是我們種族這一代精英血染的風采。所以我們叫《紅旗》。

          我們希望能以獨特的詩歌理想和寫作實踐(重倡詩歌的抒情本質),重整中國紛亂的詩壇,并從中創造一片屬于我們的廣闊詩歌天地: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為什么取名紅旗,孫文波在后來的一篇名為《還有多少真相需要說明——回答張偉棟》的文章中,給出了另外一種解釋:

          “之所以把刊物的名字定為《紅旗》,是因為我們都認為寫詩這一行為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就像把命豁出去一樣,是具有極其悲壯色彩的事情。再之,就整體的四川詩歌氛圍而言,當時流行的是反智主義,一方面對古老的文化秩序說不,另一方面則強調詩歌的平民化。而對于這些流行并形成了極大勢力的詩歌力量,我和后來進入《紅旗》的詩人想要做的是表明自己與他們疏離的態度!盵9]

          可能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對一切威權的反動,對詩歌主流的反叛,并且多多少少帶有幾分黑色幽默的反諷意味。

          《紅旗》油印出來的當晚,我和潘家柱乘著夜色的掩護,把拆開的詩頁,張貼到了四川大學的告示墻上(即位于川大當年的研究生樓旁邊臨近籃球場的水泥墻)。次日凌晨,我悄悄跑過去察看動靜——它還在,沒有被撕掉或涂抹!不僅如此,還有幾個青年男女學生在一邊朗讀一邊抄錄。這場景太讓人感動了,我要感謝四川大學,在那個年代,這是一種了不起的包容!四川大學之所以能走出一大批優秀的先鋒詩人,與此密不可分。

          在《紅旗》上面發表作品的,主要有孫文波、潘家柱、向以鮮、傅維、柏樺、鄭單衣、張棗、雪迪等。其中有不少詩作,在今天看來也堪稱經典,如柏樺的《瓊斯敦》、《痛》,張棗的《楚王夢雨》、《梁山泊和祝英臺》等。在極度貧窮的時代,要創辦一份刊物,哪怕是簡單的刊物也并非易事!都t旗》是一個標準的同仁刊物,從經費到主辦,都是民間的自愿的。孫文波提供了一些當年的細節:《紅旗》我記得除了有一期是那時候已經在倒騰圖書出版的潘家柱出的錢,以后的幾期都是大家像吃飯打平伙(AA制)那樣,一人湊一份錢!都t旗》主要是老式鉛版打字油印,用訂書機裝訂,沒有什么講究。好孬那時自己印東西不像現在這么講究,非要搞得比公開出版物還要精致,所以湊的錢也不算多。而且大家的想法也很一致,只有把詩印出來,能夠傳播給一些同行看就行了。其實《紅旗》的傳播面并不大。因為我們每期的印數不多,幾十份而已,但是它還是讓一些過去不太了解我們的寫作的人,主要是外省一些人,了解到了一些情況,并通過他們的評說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紅旗》創辦的次年,1988年10月,我參與了四川大學一份民間詩報《王朝》的創辦工作。這份只印了一期的詩報,由時在川大讀書的詩人楊政和熊劍主編,并且得到朋友王鈺的友情贊助?^“王朝”兩字是我從蘇東坡的書貼中輯錄出來的——以古老的集字行為來作為一份小小的校園詩報題簽,在整個八十年代的民刊中尚屬創舉!《王朝》首期也是最后一期上面,刊載了楊政、趙野、張棗、鄭單衣、胡冬、向以鮮、青森、李亞偉、漆維、浪子、鄧翔、熊劍、柏樺等人的作品!锻醭凡皇怯陀《倾U印的,這在當時已是相當奢華的事情,大約印了好幾百份。楊政在一個深夜敲開我的寢室,抱著一大疊油墨未干的《王朝》,以托孤的莊嚴神色告訴我,要好好保藏起來——我便把那疊報紙壓在了床頭的棉絮下面。一壓就是好幾年,后來搬家時才發現,由于經過幾個夏天汗水的浸漬和老鼠的噬咬,報紙已經完全給毀掉了,F在我手中還有份千瘡百孔的《王朝》,則是由詩人鄧翔教授保存下來的。

          創辦《王朝》的同一時間(1988年10月),我參與創辦了另一份校園民刊《天籟》。在當下記載和研究中國民間詩刊的文章中,基本上看不到關于《天籟》的任何文字,仿佛它從未到來過這個世界一樣——包括我個人的回憶性文章中,也從未曾提及過。被遺忘的《天籟》卻有其自身存在的方式——它一直隱藏在《天籟》創辦參與者之一查常平的陳舊書柜中。

          同樣是那個冬天,四川省畜牧獸醫學院工作的詩人浪子(劉蘇)到四川大學進修,他和研究日本文化和基督教的查常平(畢業于四川大學外語系現為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以及同樣來川大進修的詩人鄭單衣,川大研究生張同道(長風),一同來到我所居住的向陽村四舍,開始討論創辦刊物的事。后來完全告別詩壇的浪子當時顯得野心勃勃,情緒激動,在我那個并不寬敞的單身宿舍中來回轉動,像一頭狂躁的猛獸。我們最終確定為這個即將臨世的刊物取名為《天籟》。已經記不得誰最先提出這個名字,由我提出的可能性比較大,那時我正熱愛著天馬行空的《莊子》。也可能是劉蘇提出來的,因為他就寫過一首名叫《天籟》的詩作。我們希望這個刊物辦得要有品格,要有視覺沖擊力。查常平推薦了與川大有著緊密聯系的畫家戴光郁作為《天籟》的特約設計者。戴光郁現在已是中國很有影響力的前衛畫家,我們在微信中溝通時,他說現在看來并不滿意自己當年的設計。他還記得當時設計這個封面的場景:當著查常平的面,將醮滿墨汁的毛筆往一張白紙上用力灑下,墨汁在接觸紙張那一瞬間,迅速向四周濺射,浸染,并以不可知的方式形成其不可重復的生命形態。這種感覺很好:自然而然中充滿實驗精神,很貼切“天籟”的本質。

          《天籟》創刊號刊發的詩人作品包括:

          鄭單衣詩六首:石榴、再給你一個下午的風、鳳兒、舊歌單、杯子、秋千;

          向以鮮詩五首:綠色的衣袖、波浪、空瓶、陰影、懸崖;

          趙野詩四首:憂傷的波蘭、吟誦一個黑夜、有所贈、也有這樣的時候;

          浪子詩六首:巴勃羅.耶魯達、天籟、游杜甫草堂、風景、新婚之夜、羅丹《思想者》;

          張棗詩三首:別了,威茨堡、刺客之歌、楚王夢雨;

          柏樺詩三首:瓊斯敦、我歌唱生長的骨頭、青春;

          愛倫.坡(美)二首(張同道譯):煩憂的山谷、獨自一人;

          島崎藤村(日)一首(查常平譯):椰子之實。

          里面很多詩作都是首發,鄭單衣的《鳳兒》,我的《波浪》和《空瓶》等。包括《天籟》在內的幾個與川大校園密切相關的民刊,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即包容性和開放性(也是一種先鋒性的體現)。它們從不局限于川大校園本身,而是立足于川大,放眼全國乃至全世界,入選詩人既有川大的學子,亦有其他學校的詩人,還有已經離開校園的優秀詩人和海外詩人,真正體現了海納百川的川大精神。

          記得《天籟》后來還為當時成都的先鋒舞蹈家張平做過一個專輯,可惜早已失落人間!短旎[》同仁,除了我和查常平還在四川大學堅守之外,余皆各自為政,彼此之間幾乎斷了聯系。浪子出版過一部詩集《刀鋒.藍玫瑰》,后來棄文從商起起落落,告別了詩壇。長風(張同道)在寫過一部《探險的風旗:論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潮》之后,便轉向了電影藝術研究。但是,《天籟》終歸不是幾響,即使鎖在柜子中長達32年,還是要被人聽見。

          《象罔》不屬于校園民刊,卻誕生于四川大學。柏樺較為全面地回憶了民刊《象罔》的來龍去脈:“鐘鳴在成都發起《象罔》民間詩刊,當時的參加者有趙野、陳子弘、向以鮮等人,刊物名稱為向以鮮所取,這個刊物共出十四期,鐘鳴為該雜志主編,肩負總體策劃之責。當時我巳在南京,我還記得最初收到《象罔》時的新鮮和興奮。打開鐘鳴寄來的郵件,一股白紙黑字的清芬整齊地撲面而來,第一頁印著我的兩首詩《飲酒人》、《踏青》,詩的左上角還套印了一副很像南京雞鳴寺的小畫,一幀小巧的古代風景配上踏青的飲酒人,江南之春氣呼之欲出,潔白的紙上短短的詩行,一座古寺清爽可人,第一期是恢復詩之元氣的初步,而‘美’卻躍然達到一個高度,一反過去地下刊物裝潢上馬虎了事的作法。這種對美的完全徹底的呈現惟有萬夏可與之相較。鐘鳴,一個極端完美主義者、一個精美生活崇拜者、一個房間里四季放置鮮花的讀書人、一個緊閉室內的悲觀論者,我知道他最無法容忍的就是美的匱乏(這跟他珍愛文房四寶,山水書法的父親如出一轍)!断筘琛分览硭鲋厝。每一期都不重復,而整個卻是‘象罔’在向一個有限的空間要求無窮的美的各個側面,‘象罔’敞開它對每一位嚴肅詩人的親切關注,沒有聳人聽聞、故弄玄虛的教規,也沒有吞吞吐吐、含糊其詞,只有唯美是它的一個普遍認同的標準,一個古老而常青的默契。唯有不美的詩歌被排斥在《象罔》之外。而美又在蕭全的照片、戴光郁的畫、中國古代版畫這些材料中相映成趣,“象罔”是地下詩刊中一個美學上的例外!盵10]

          鐘鳴后來在為微信公號“灰光燈”上撰寫《<象罔>與<我們這一代>》時,再次回憶當時場景:“1989年歲終,我和趙野、向以鮮,在川大草地上討論刊名,想了無數個,向氏是研究古文的,故熟典藉,偶然提到了象罔,我立即認為非它莫屬了!盵11]需要指出的是,我并非偶然想到“象罔”這個詞。我不僅提出了“象罔”這個刊物名稱,并且第一次從現代漢語詩歌角度對“象罔”故事進行了闡釋:

          黃帝巡游至赤水,登了昆侖之丘,向南眺望良久。返回時,不慎遺失了珍貴的玄珠。隨后,便讓天下最聰明的人知去尋找,但未找到;然后,又派眼最尖的離朱去找,也未找著;旋即,再派最能說的吃詬去找,但仍未找著。不得巳最后讓象罔去找,象罔找著了。黃帝有些納悶,怎么象罔能找到呢!

          鐘鳴接著說:“奧妙就在這里,象,就是能見,圖象,可見,有矣。罔,即惑,無,沒有。也就是說,象罔即在是與不、有和無之間。喻人也好,政治也好,國家也罷,某事物的真理或真相,并非靠聰明,或眼捷手快,或能言擅辯就能獲得;蛘嫦啾揪驮谑欠侵g,也未可知!逼鋵,我現在仍然以為我當時的解釋最為清晰明白:象罔就是虛無的人。

          我與象罔之緣,當追溯至更早之1984年夏天:其時我尚在天津南開大學求學于王達津先生門下,王先生在民國時期武漢大學的碩士論文就是莊子研究,聞一多先生還是王先生畢業論文答辯時的座上師。王先生為我們講授《莊子》,并布置一篇莊子讀書筆記,我所交出作業就是《說“象”》,其中有專節談論“象罔”。三年后,我已來到錦江河畔四川大學謀職,并寫下《迷宮與玄珠》一文,后公開刊發于《詩:三人行》。[12]《象罔》創刊號的那段關于象罔的解釋,最初的文稿亦出自我手(后經鐘鳴潤色)。我希望玄珠要好好保存起來,一旦丟掉,可能就再也找不回來。因為:象罔就是虛無的人,他根本就不存在。

          隱藏著四川大學八十年代先鋒詩歌精神火焰的校園民刊,像極了獲得玄珠的黃帝大臣象罔——他確實存在過鮮活過,又仿佛從未來過。

          眨眼之間,三十多年就過去了。

          我深信,詩歌和校園是不會老的!

          四川大學的先鋒詩歌精神,也不會老!

          ——2017年夏天初稿、2020年冬天修訂于成都石不語齋

          注釋:

          [1]劉述禮、黃延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10頁。

          [2]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3]張之洞:《勸學篇》,廣雅書局,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

          [4][宋]張載:《經學理窟》(義理),上海古籍出版2010版。

          [5][法]?轮、李康譯:《什么是啟蒙》,源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194644/

          [6]向以鮮:《唐詩彌撒曲》,東方出版中心2014版,第14頁。

          [7]謝謙:《<錦江>:一本民刊的光榮與夢想》,源自http://www.mjlsh.org/book.aspx?cid=6&tid=177&pid=3641

          [8]柏樺:《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及其他》,《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09年第1期。

          [9]孫文波:《還有多少真相需要說明——回答張偉棟》 ,源自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libshow&id=2100

          [10]同注[10]。

          [11]鐘鳴:《<象罔>和<我們這一代>》,源自

          https://mp.weixin.qq.com/s/D1v_LS-h7QS89KJrYK91Cg

          [12]徐永、向以鮮、凸凹:《詩:三人行》,海風出版社2009版,第1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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